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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李广宇：《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读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174页。

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导致裁判标准不一致，从而引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损害司法的统一性。再如，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2012年作出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也专门就网络信息服务者等主体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作出了规定。

[12]范卫国：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英国经验与中国路径，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2期。[8]参见王轶辰：大数据怎么赚钱，载《作家文摘》2017年7月25日，第13版。[38]在杨丽娟诉南方周末案中，二审法院创设了自愿性公众人物的概念，将杨丽娟和其母亲认定为公众人物，从而否定了南方周末构成侵权。此外，现代商业模式的变化也要求强化对企业信用和商誉的保护。尤其是考虑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持续给人与社会的关系带来影响，而人对自身发展的诉求也将随之发展，人的主体性意识和诉求也将增强。

人格权独立成编最充分地体现了民法人文关怀的精神和价值。[38]参见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案的一审判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2）静民一(民)初字第1776号。将它纳入联邦法秩序并不排除它与基本法发生抵触的可能性，故在就它与基本法的一致性存在疑问时，可以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

依照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各州之间订立的条约，尤其是与文化事务有关的条约，发生效力争议时，联邦宪法法院有审查权。[55] （4）纯粹的议会决议（schlichte Parlamentsbeschlüsse）。[125]就宪法实务而言，仅在无法作成部分无效判决的情形下，联邦宪法法院才会依法宣告整部法律无效，不过，极少发生这种例外。[99]易言之，只有在公告后才可提出审查申请。

[22]据此，无论联邦参议院、联邦议会中的党团或者反对党，抑或联邦总统均无权提起抽象规范审查申请。而联邦众议院议员的法定议席数取决于联邦选举法关于各立法机关任期的议席数的规定，但是，在存在超额议席（überhangmandate）的情形下，还应包括超额议席数。

[54]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verfassungsgericht: Stellung, Verfahren, Entscheidung, 10. Aufl, C. H. Beck, 2015, Rn.127. [55]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367, 8f. [56]【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其次，倘若凡存有疑问，联邦政府、1/4以上联邦众议院的议员或者州政府就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的申请，这可能无异于将联邦宪法法院变成政治机关的咨询机关，而这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方面，长此以往，决策机关不免养成依赖心理，与此同时，联邦宪法变得日益能动，代替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决策。基本法对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作了规定，联邦宪法法院则对之作了具体化。为此，位阶较低的宪法规范一旦抵触这些基本原则，即应予无效。

除习惯法外，所谓法系指业经公告的法律规范。根据基本法第25条规定，此类国际法一般规为规联邦法律的组成部分之一，直接为联邦境内的居民创设权利和义务。再次，抽象规范审查可能会将法院卷入政治漩涡。不过，通说认为，此处所指宪法规范仅指旨在修改基本法的联邦制定法。

邦宪法法院也只能以基本法第72条第2款为依据展开审查。即便在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提示了发生违宪的时间，也一样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后，联邦宪法法院仍可宣告该法律是合宪的。

一旦允许此种扩张，则联邦宪法法院将逾越基本法设定的违宪审查的界限，并背离制宪者的重要的根本决断。这些都可能构成不适用，因为它们都难以回溯到既有规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立法者的意志，使得系争规范成为具文。

此种宽松的规范，与许多设置抽象规范审查的国家相似，唯有西班牙和比利时对声请释宪作了规定，前者规定须在3个月内提出，后者规定须在6个月内提出。就抽象规范审查而言，合宪性解释是一种介于一致性宣告与不一致性宣告之间的混合形式：尽管从表面上看，它维持了系争法律的合宪性，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否弃某些违反基本法或者联邦法的解释选项，无异于对系争法律作了部分违宪无效的宣告。[5]然而，晚近几年由于某些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被迫搁置前述设想，转而探索通过完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功能而达致经由违宪审查或者司法审查所欲实现的目标的可能性和方案。[120] 【德】康拉德·黑塞著：《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18页。此举旨在使反对党能够充分发挥基本法赋予其的监督功能，但这也不意味着反对党变成了宪法机关或者抽象规范审查的申请主体，因为：反对党没有根据本党规模而要求调整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申请的法定人数的请求权——即便根据基本法第93条第3款规定，联邦宪法法院对联邦法律委由其处理的其他案件有管辖权，从而有此可能性。尽管一般认为，在魏玛宪法的框架下并不存在对帝国法与宪法的一致性进行审查的空间。

除此之外，就个案而言，有时候出于法的明确性和安定性方面的考虑也不宜作成部分无效判决。[139]就此而言，人们或许高估了抽象规范审查的作用。

易言之，不仅宪法修正案，甚至多数宪法规范本身都可以成为联邦宪法法院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审查对象。[3]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verfassungsgericht: Stellung, Verfahren, Entscheidung, 10. Aufl., C. H. Beck, 2015, Rn.111;【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具体而言，它包括两方面内涵：[7]其一，就程序而言，与具体规范审查不同，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中引发违宪审查程序的原因并非归有权法院管辖的具体个案。从理论上讲，宪法规范本身也可能违宪，故应纳入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审查对象范围之中。

[26]由于多数州采取议会内阁制，为此，州政府的涵义应不至于发生疑义。[102] 此外，除客观释明利益这一容许性要件外，并不存在丧失申请权的问题。[130] 就吁请判决而言，在裁判当时，作为一致性宣告的变种，它的意义毋宁在于确认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与依据规范的一致性。[52] 第三，批准国际条约的法律（Zustimmungsgesetz）。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适格申请人就系争规范的无效或者有效形成特定的法的确信，则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其作成客观的释明。在基本法框架下，它有着保障宪法（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和联邦法律的优先性（基本法第31条）的双重目的。

[44]与之相同，米夏埃尔·萨克斯（Michael Sachs）也强调，法律的制定时间不影响其可审查性。联邦宪法法院就此所作成的裁决必须在联邦法律公报公告。

为此，被迫在2008年政治体制改革中引入宪法问题先决制度，这使得宪法诉讼案件数量明显增加。但是，不能认为《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6条第1条扩张了基本法第93条第2款设定的法律以下的联邦法的审查依据范围，《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8条第1句同样也表明，法律以下的联邦法的审查依据都只限于基本法，不包括一般联邦法。

通说认为，由于它具有规范性，故而可以成为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42] （二）申请对象 1．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 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范围较具体规范审查更广。第三，1/4以上的联邦众议院议员。[95] 除抽象规范审查所独有的容许性要点外，联邦宪法法院偶尔也审查宪法救济途径的开启。

[122]不过，一方面，此一做法未能解决自始无效裁决产生的全部问题。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是君主和人民代议机关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

为此，即便系争批准决议符合民主的要求，但也因构成法治国原则的违法而无效。不过，也存在例外的情形，对国际条约批准法可在联邦总统签署和颁布前提起抽象规范审查申请，并且联邦宪法法院应在条约产生国际法上的效力前做出裁决。

[2] 杨子慧：《宪法法院法规违宪审查之裁判类型与效力》，《中正大学法学辑刊》2014年第5辑，第194页。申请主体范围的规定不止具有技术上的意义，毋宁说，它也与委由联邦宪法法院决定的法律争议的宪法性和宪法政策性的内容密切相关，故不得以假设的事实需求（Sachbedürfniss）为由而为类推，扩张其范围。